日前获悉，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二机部部长、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两弹一艇”元勋刘杰同志于9月23日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104岁。

刘杰，是中国核工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核工业老部长，曾在二机部工作了十多年。

1954年，刘杰等带着铀矿石标本和探测器向毛主席作工作汇报时，毛主席握着刘杰的手说：“刘杰，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好好干！”

刘杰部长曾多次表示，主席的这句话，让他感受到自己肩负的重担。从那时开始，刘杰一直抱定“责任比天大”的信念，踏实而坚定地工作。

2009年1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管理科学奖颁奖大会上，原二机部部长刘杰因在任内成功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奠定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技术物质基础、基本建成中国核燃料工业体系、在组织管理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获得管理科学特殊贡献奖。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党支持和全国大力协同的结果；是二机部党组集体领导和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职工共同努力、艰苦奋斗的结果，其中也包含了刘杰等老一辈核工业领导运筹帷幄，科学决策，有效组织管理的重大贡献。

“刘杰，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好好干！”

1952年国家成立地质部，开始勘查各种矿产，对于铀矿的勘查工作国家格外重视，单独成立了铀矿勘查小组。经过几年的努力，1954年终于在广西发现铀矿石。

刘杰将这一重要发现立即报告周恩来总理。总理办公室第二天来电话，要刘杰次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刘杰带着铀矿石和探测器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汇报铀矿石的发现经过。毛主席高兴地说:“很有希望,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刘杰啊,这是决定命运的事,要好好干!”汇报结束时,毛主席拉着刘杰的手这样说。

“现在想来，‘决定命运’一点都不为过，核武器和核事业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有了原子弹，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在欢呼。”多年后，刘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不已。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次会议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拍摄照片。然而这次会议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这次会议后，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刘杰调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创建原子能事业的筹备工作。

创业起步科学决策 科研人才先行

万事开头难，创建原子能事业从何抓起？原子能事业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尖端，要掌握这项尖端科学技术，关键在于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科技队伍。刘杰看准了这两点，他的工作就从抓科研先行和人才培养开始。

1955年4月17日，刘杰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基础上，选在北京西南郊区坨里建设一个综合性核科研基地。

这个核科研基地装备有苏联援建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汇集了当时国内优秀的核科技专家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开展了大量核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承担了许多核工业建设的技术攻关任务；并在此过程中，派生了各专业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科技骨干和学科领头人，后来被选为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就有60多位，在我国核工业发展中真正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与此同时，刘杰与高教部商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原子能科技干部的培训中心，从全国各大学物理系选拔三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到物理研究室学习原子能专业。

1956年清华大学成立工程物理系，继续从全国重点院校选拔相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到工程物理系学习原子能专业。另外，经周总理批准，苏联高教部同意，由蒋南翔和钱三强负责，一方面从国内选派优秀学生到苏联学习原子能专业；另一方面从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专业相近的转学核物理和核工程技术。

依靠高教系统的支持和努力，采取了以上措施，很快培养出一大批原子能专业的科技人才。这批人才日后大部分都成为核工业各单位的科技领导骨干。

亲自主持制定“两年规划” 相信中国自己的力量

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给正在建设中的我国核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同时，由于连年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也处于最困难时期。正是在这个时候，宋任穷部长奉命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决定刘杰接任二机部部长。

对于刘杰来说，可谓受命于危难。“二机部成立的时候，从领导、科学家到技术工人等，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二机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和愿望，那就是研制原子弹。我信任大家能齐心协力完成这项任务和工作。”

经过1960、1961两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已经初见眉目，但前进中还有许多未知因素，仍然是艰难险阻重重。刘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紧一紧，就可能进一步提升，加快实现原子弹爆炸目标；如果松一松，也有可能拖沓下来，使原子弹爆炸的目标遥遥无期。刘杰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这实际是他自己向中央立了军令状，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他随即采取“倒排计划与顺排计划相结合”的方法，编制综合进度计划。所谓“倒排”是以最终完成日期为准，反过来看存在什么问题，借以暴露矛盾；“顺排”则将任务和矛盾进行分解，分系统、分方面、分层次协调平衡，逐项解决，借以落实计划。

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细致工作，反复测算，步步落实，终于在1962年11月，二机部党组正式向中央专委报送了以1964年爆炸试验第一颗原子弹为总目标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

“两年规划”是刘杰亲自主持，由部机关与下属各有关厂矿院所共同研究、反复平衡而制定的，是指导全部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1963年3月19日和21日，在中央专委第四、第五两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听取了工作组汇报后，说：“经过两年的工作，二机部提出了一个规划，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全体职工努力的结果。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要有信心，能搞出来。主席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刘少奇同志也说：‘经过努力，即使推迟一些时间搞出来也是好的。’总之，我们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原子弹一定能够搞出来。”

刘老提到这段岁月时回忆：“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压力最大。那时，我有一种信念，就是相信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相信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守在根据地上，就一定能做出成就。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党的信任、对人民的责任，鼓舞大家没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现在想来，很怀念那段岁月。”

深入一线抓重点  当机立断作决策

“两年规划”全面记载了1963、1964这两年研制原子弹要做的各项工作目标和计划安排。如何使其纸面规划变为现实的物质成果呢？

当时刘杰经常念叨的“地矿、二、四、六、五、八、九”这几个数字，实际就是要制成原子弹的八大环节。1963年下半年，核燃料的前端，即地矿和二四六已经基本不成问题，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拿到浓缩铀和核部件，以及爆轰试验如何得到足够的中子。1963年8月、1964年3月，半年内刘杰连续两次深入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检查指导工作，并与基层领导和科技人员一起讨论科研生产问题，当机立断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技术决策。

随后，大家迎来了1964年1月14日产出高浓铀产品的喜讯。二机部党组在给该厂发电报祝贺的同时，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欣然命笔批了两个大字“很好”！

      时间推进到1964年3月，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有了决定性的进展。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成功，核装置引爆系统和结构部件设计完成，各项环境条件模拟试验获得满意结果，现场一切都在为原子弹出厂进行国家试验做准备。可是，对核装置结构部件和主炸药成型工艺，在科技专家中还有不同意见，亟待作出选择。刘杰再次来到基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同基地领导和主要科技骨干进行讨论、研究、分析、比较，在大家认可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合理的决策。

      实践证明，“两年规划”采取“倒排和顺排相结合”的计划方法，把科研、建设、生产、协作等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组织起来，环环相扣，拧成一股劲，去实现“1964 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总目标，这是大科学工程实现现代化科学管理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向中央汇报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

“我一直记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是由我报告给周总理的。”每谈到这里，刘老都开心得像个孩子。据刘老介绍，1964年，原子能首次核试验时，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刘杰在北京负责前后方与中央的联络。

10月14日，首次核试验的前两天，张爱萍、刘西尧发来电报，表示前方科技专家在研究试验万一不成的问题时，提出可能发生只是化学爆炸和由于铀238自发裂变出中子而提早核爆的两种不正常爆炸情况。

周总理在午夜召见刘杰，听取他的意见。刘杰认为，仅仅发生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聚焦爆轰试验都没有出过问题，表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出中子发生早爆问题，还需请专家再研究。

10月15日上午，刘杰找了当时在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主持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周光召又找核物理学家黄祖洽、数学家秦元勋参加研究，他们经过精密计算，当晚写出报告认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可能性超过99%”。

周总理看到三位科学家的报告后，沉默一会儿又问刘杰：“你现在考虑我们这次试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杰深知总理此时的心情，沉着、镇静地回答：“总理，我的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周总理郑重地叮嘱刘杰：“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试验现场来电，刘杰上前一步，抓起话筒就与张爱萍对话，并对爆炸成功表示祝贺。

“试验的当天，我在二机部的办公室里，守候在电话机旁，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我在电话里听到张爱萍同志说原子弹响了，还听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参试人员的欢呼声。”刘杰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喜讯。“总理收到喜讯后立即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要求我们搞清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我们核实后再次向总理进行了报告。”

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人员，毛主席让周总理宣布了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当晚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新华社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红字《号外》。

第二天凌晨3时，刘杰从中南海回到办公室，遵照总理指示，对搜集研究放射性微尘沉降与对环境污染和健康影响的问题作了安排后，回家走到机关大楼门口时，见到警卫战士向他敬礼，他停下脚步淡定地告诉警卫：“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氢弹取得重要成果的时候，我又一次向周总理进行了汇报。”据刘老回忆，当时在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周总理当即把刘杰和钱三强找去，在广大群众庆祝游行的锣鼓声中，为参与试验成功的全体人员祝酒。

泰山可以测量  一个人责任心不可计量

刘杰夫人李宝光说，刘杰最让我欣赏的就是他的责任心。

刘杰到了二机部工作后，因工作保密的缘故，很多时候他人在哪里家人都不知道。“不过，无论他去哪里我也都不过问。我相信，他去哪里都是为了工作也都在认真工作。我们共同的信仰就是对党的信任和对国家对人民交给我们任务的那份责任。”

据李老口述，刘杰在二机部领导大家一起研制原子弹的那段岁月，应该是他工作上担子最重、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他的工作保密性强，我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他经常跟我说：“最重大的担子就是责任，责任重于泰山。泰山可以测量，一个人的责任心不可计量。”我很能理解他的责任心。这是党和国家、人民给予他的任务，他要对得起党、国家、人民对他的信任。就是这么重的任务压在他身上，在家里，他从来不在我面前说些什么。任何困难面前，他都不急躁，很有韧性，经得起，扛得住这些压力。

“这个时代需要以国家为己任的精神。”李老曾表示，刘杰在二机部工作的13年，我觉得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岁月。那个时候他确实很辛苦，我很支持他的工作。现在回头看，我们并不觉得那段日子有多么值得骄傲。在我们心里，这是党交给刘杰的任务，他就该克服各种困难把任务完成好。对国家和人民尽一己之力，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讲，爱国主义情怀从童年开始就根深蒂固了。现在想想，我们那一代人和前后几代人，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己任、不顾一切去奋斗的精神，我觉得现在的人们应该继承下去，这个时代很需要这种精神。

“后来，刘杰退休在家，虽然他对国家和人民已经做不了什么贡献了，但他心里始终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李老说，“刘杰心里一直有一个强国梦：他希望核工业越来越来好，国家越来越富强。”

刘老，一路走好！